“新工科”一词，源自2月18日，教育部召集全国30余所高校校长齐聚复旦大学，召开综合性高校工程教育发展战略研讨会。会议围绕“新工科”的内涵特征、发展路径选择等内容达成“复旦共识”。随后，教育部启动“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
一时间，“新工科”一词如同“平地惊雷”。“姓‘理’还是姓‘工’已不再重要，让学生在更广阔的学科视野下学习，让创新的链条得以充分延伸，这才是‘新工科’真正带来的理念和范式的转变。”4月21日，《人民日报》发文评论“为何要有‘新工科’”。
“工程教育跟产业发展紧密联系、相互支撑。工程教育改革如果滞后，那就拖了产业的后腿。我们急需发展‘新工科’，来支撑新经济发展的人才需要。”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张大良说。
“新工科”热潮为广东高教改革按下“加速度”
“新工科”为何成当务之急
发展“新工科”，是因为“老工科”已难以适应现实需要。
和制造业结构类似，当下中国的工程教育“大而不强”。教育部门数据显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工程教育。2016年，工科本科在校生538万人，毕业生123万人，专业布点17037个，工科在校生约占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的1/3。但中国工科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不清晰，工科教学理科化，对于通识教育与工程教育、实践教育与实验教学之间的关系和区别存在模糊认识，工程教育与行业企业实际脱节太大，工科学生存在综合素质与知识结构方面的缺陷。”
2017年2月14日，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了《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根据《指南》，“到2020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电力装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新材料将成为人才缺口最大的几个专业，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人才缺口将达到750万人。到2025年，这一人才缺口将达到950万人，电力装备的人才缺口也将达到900多万人。”。并提出，要引导高校本专科招生计划向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的相关专业倾斜，扩大制造业重大基础研究、重大科研攻关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培养规模，提高重点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比例。
当前迅猛发展的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大健康等新经济领域，面临严重的专业人才供给不足。
“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主动调整高等教育结构、对接新兴产业培养新型工程科技人才，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
“中国在工业控制领域的基础非常弱。全国几乎没有一所大学计算机专业开设与PLC技术有关的课程，国内工业界没有形成横跨计算机、通信、控制的人才培养机制。事实是，即使机器摆在那里，中国人也复制不了。”5月13日，第三届广东院士高峰论坛在广东佛山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国杰做主题报告时，直承当下中国工程教育弊病。他强调，“加强人才培养是当前的头等大事”。
对制造业大省广东而言，这种感受尤为迫切。一方面，相比长三角省份，广东的高教资源相对短缺，加上制造业较早面临发展动力转换的瓶颈，人才供需矛盾尤其突出。
以制造业大市佛山为例，全国约1/3的家电在这里生产。过去一年，“机器代人”推动自动化生产加速普及，然而却面临机器人调试工种的巨大缺口。“目前在佛山，机器人调试工种缺口至少超过5000人。”华南机器人培训学院负责人汪臣勇告诉记者。
广东高教改革加速
最先发展，最先转型。尽管“新工科”作为全国高等教育改革风向标才刚刚被提出，但实际上，围绕跨界整合、复合型人才培养等内涵的高等教育改革在一些地区早已开展实践，最早遭遇经济增长动力换挡瓶颈的广东，便是其中之一。
早在2011年，广东省开始推动高等教育体制综合改革。2011年3月，教育部与广东省政府签订《关于共同推进教育体制综合改革的协议》，并成立由时任省长朱小丹担任组长的广东省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强调，“高校学科建设和广东创新驱动，恰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广东应依靠市场化程度高的独特优势，走出一条与其他经济发达地区学科建设不一样的新路子”。
“广东高等教育已经走过了规模扩张的阶段，下一步关键是围绕提高办学质量和教育水平。”2014年，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给出的这一判断，成为之后广东构建“开放式创新型高等教育体系”的主要依据，也为广东高教改革按下“加速度”：
2015年4月，全省高水平大学建设工作会议召开，将高水平大学建设具体落实到特色重点学科培育上；同年 11月，提出五年内投入150亿元建设华南理工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7所高水平理工科大学；2016年3月，深圳召开高等教育发展座谈会，40多位校长、专家创新型人才培养等内容；同年10月，深圳市印发《关于加快高等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用10年把深圳建设成南方高等教育高地的目标；2017年1月，胡春华在广东省两会上强调，面向经济社会主战场建设高水平大学。
“新工科”热潮为广东高教改革按下“加速度”
为补齐工科短板，中山大学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广州大学城，立足新兴学科领域的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校区即将成立；由政府与中山大学共建的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广州超算中心”取得重大进展；4个由诺奖得主领衔的科学实验室相继落户深圳；全面移植以色列理工学院办学标准的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将在今年10月迎来它的第一批学生……
事实证明，几年下来硕果累累。在中外合作办学方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广东以色列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校区等相继成立；在产学研模式创新方面，深圳虚拟大学城聚集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等58所新型科研机构，并累计为深圳培养各类科技人才超过21万人；在布局新兴专业方面，先进材料、大数据与网络空间安全、生命科学与生物智造、微电子与人工智能等学科专业在南方科技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校区、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等高校相继开设；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通识教育、全英文教学、大一进实验室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南科大等学校普及……
新的历史使命
1月23日，马兴瑞当选为广东省省长，推动高教改革和质量提升的使命完成接力。他曾主持并制定深圳首个针对高等教育全面发展的文件，认为“决定一座城市高度的，不是摩天大楼，而是大学”。5月15日，新任省长将他的高校调研第一站选在华南理工大学。
持续推动人才培养模式变革，不断播下创新驱动的种子。如今来看，正是6年前的率先谋动，高教体制创新作为产业升级重要引擎的作用已初步显现。
2015年，华南理工大学****技术转让指标排名全国高校第一，其中绝大多数科技成果的转让实施落地广东；截至2016年3月，广东工业大学与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共建近500个研究院、企业研发中心等平台，通过合作研发、成果转化等方式服务2000多家企业；正式成立短短五年间，南方科技大学形成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环保、新能源等十几个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组成的专业体系。
一系列创新高校培养体系的举措，作为创新因子，加速推动产业发展新旧动能转换。2012-2016年间，全国GDP年均增长率为7.3%，广东省为8.0%。其中，全国新增1元GDP需要投资约9.5元，而广东是5.1元，江苏、浙江与山东分别是7.4元、7.9元与8.3元。
但是，“尽管广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阶段性进展，但新旧动能尚未根本转变。高等教育要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智力支撑，体制机制创新还有待深入突破”。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王珺在《南方》杂志上发文表示。
更深层次的教育开放性有待建立。知名教育学者熊丙奇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外合办或粤港合办学校，尽管在课程设置、管理模式上有一定自主权，但在最实质的招生、体制问题上尚未撼动现有体制”。 著名科学家、南方科技大学讲座教授傅新元则认为，被视为“高等教育改革试验田”的南科大尽管在过去两年实现办学质量上的跨越式发展，90%师资拥有海外留学经历，但和国际一流高校相比尚有距离。
“在哈佛大学，1/3的教授是外籍人士。有一天，哈佛或波士顿的教授开始考虑到中国教学，美国小伙子来中国学习科学，而不是学中文，到那时才是真正的国际化。”傅新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不同的高校教育人士向记者表示，和国内其他地区一样，广东在去行政化、研究生招生制度、外籍人才引进等方面，都需要不同程度的体制机制创新。
新工科时代即将来临。为改革探路的使命再次落在广东肩上，同时，也对高教改革提出更加艰巨的议题。
(原标题：新工科时代的广东高校：一场大刀阔斧的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