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举办了一场专题研讨会，就目前我国国际收支顺差的结构性问题进行了讨论。与会专家、学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建言献策，对国际收支顺差的产生原因、表现及其对贸易格局和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
专家观点集纳：
世界经济增长出现不平衡。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急剧扩大；其他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拉动作用不大；发展中国家经历了1997年金融危机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顺差不断扩大；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对世界经济带动作用显著。
中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经常项目顺差额持续快速增长，其中加工贸易顺差尤为突出，在货物贸易中占较大比重，并与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强的相关性。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增长迅速，但主要是被非金融部门吸收，流向资源性行业。
结构性因素是造成国际收支顺差的主要原因。“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导致外贸依存度过高；加工贸易和外商投资顺差局面在短期内无法解决，汇率升值也难以奏效。
外贸顺差持续扩大，外汇储备风险增加，货币政策面临挑战。
国际收支顺差扩大不可避免，对外直接投资是解决办法之一，但根本出路在于增加内需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国际贸易格局发生变化
薛敬孝：中国经济在经历2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新的一极，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开放，中国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发动机”。但是由于其他国家的增长有快有慢，形成了世界经济增长新的不平衡性。经济增长格局的变化带来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中国制造”给世界市场带来的冲击是这种不平衡发展的结果，国际市场上的供求矛盾必然表现为各国贸易保护和贸易摩擦的加剧，致使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李坤望：2002年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强劲增长，这种增长的不平衡性也越来越明显。在国际收支上表现为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急剧上升，其他发达国家如日、德则经常项目顺差扩大，OPEC顺差也在扩大。发展中国家总体在经历了1997年金融危机后，由经常项目逆差转为顺差，经济由负增长转为正增长。美国在对全世界逆差，其负担过重，一旦美国不能维持逆差，就会对全球经济出现威胁。而中国的顺差意义与日、德不同，日德对世界经济拉动不大，中国投资、消费保持高速的增长，进口也增长较快，对世界经济带动
作用更大。
外汇储备风险增加
薛敬孝：国际收支顺差扩大直接引起外汇储备增加，这涉及到外汇怎么用的问题，美元现在的地位很
不稳定，因此我国外汇储备风险很大。另外，外汇占款导致我国货币供应量持续增加。2005年M2增加18%，这些年来一直持续两位数的增长，世界其他主要经济国家都只是个位数增长，因此我国的通胀压力很大，但这并不表现在消费品价格上，而是表现在资产价格上，例如房地产市场。这些都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挑战。
曾令波：如果不加控制和调节，外贸顺差快速增长给整个宏观经济体系带来的影响很大：一方面，外贸顺差导致货币供应量扩大，新增货币供应量如果以信贷的方式进入商品市场(实体经济部门)，导致信贷猛增，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增长，导致经济过热的压力，新增货币供应量如果进入资产市场(包括股市、债市和房地产市场等)，导致资产价格的泡沫；另一方面，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形成过剩产能，生产出来
的商品在国内无法销售，继续出口导致外贸顺差进一步扩大，形成正反馈的循环体系。
韩燕：传统的宏观经济学都认为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是非常严厉的货币政策手段，因此轻易不用，但是在我国外汇占款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下，每个季度把法定准备金率提高0.5个百分点并没有带来显著的货币紧缩效果，这是因为货币供应量＝高能货币×货币乘数；当高能货币大幅增加的时候，不断降低货币乘数并没有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减少，而仅仅是吸收了过剩的流动性，即冲销了高能货币中外汇占款的增加。
因此在当前阶段，可以预期我国未来会持续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来应对外汇储备的增加，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由于标的市场的有限，已经很难担当吸收过剩流动性的重任了。
升值无助解决外贸顺差
李坤望：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源是加工贸易，所以只有在加工贸易有结构变化后，才能改变这种局面。但是，这种局面很难改变，顺差只会上升。外商投资与加工贸易相联系，FDI对中国贸易贡献与双顺差是一致的，只有当短期资本市场进一步放开才能消除双顺差。因此，中国的双顺差是结构性的，不是短期可以改变的，汇率调整难以解决目前情况。
曾令波：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来缓解贸易摩擦或者来消除外贸顺差都是不太现实的，原因一是对我国顺差贡献很大的是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加工贸易基本不受小幅升值的影响；原因二是我国出口结构中占比最大的已经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机电产品，这些产品的国际价格优势主要来自中国廉价的土地、资本、能源、环境污染成本，没有国内结构性的改革，这些因素对汇率升值很不敏感。
韩燕：但是，人民币升值的好处是拉动出口结构优化乃至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高级化。经过一个阶段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之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DI)将会逐步形成气候，到那时候外贸顺差会逐步下降，因为我们通过在国外建立工厂在当地生产，不会形成我国的净出口，相反可能形成我国的净进口。
张天宝：汇率变动对加工贸易没有影响。我国产品成本相对于一些国家低很多，此外，随着我国技术、管理、营销等水平的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提高，促进出口，汇率变动对出口的影响非常有限。
对于生产性进口，关税、配额等措施对进口的影响大于汇率的影响，对于消费性的进口受变化缓慢的收入水平、消费结构、消费习惯等影响很大。因而，汇率变化对进口的影响短期内是非常有限的。
刘沛志：加工贸易顺差问题实际上取决于价格和东道国购买力。从实际有效汇率看，人民币实际上并未升值，而是贬值了。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贬值幅度很大，对欧元等货币贬值达40%左右，但对中国只贬值了4%左右，所以不能只看双边汇率，而要看加权后的值，人民币只是对美元升值，对欧元、英镑、日元等货币实际上是贬值了。
张天宝：从一般贸易讲，顺差与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直接相关，中国生产力增长比美国增长更快。从长期来看，中国对美国的收支顺差难以改变。
蔡卫光：今后国际收支顺差的增长速度可能会降低，但其绝对值不会降。一方面是因为加工贸易的长期存在，另一方面在于国际产业的转移，当前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消费类产业的向外转移，现在又开始把重化工业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重化工业进入中国的速度会加快，而消费类产业又很难转出，因而从产业结构上看顺差继续增大不可避免。
外贸依存度过高值得警惕
薛敬孝：我国外贸依存度过高的主要原因还是加工贸易的问题。对加工贸易应从两方面看：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加工贸易对中国经济起飞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占进出口比重高，而且增加就业，同时带动关联产业的发展。从消极方面看，加工贸易受国际经济走势影响较之一般贸易更大，一旦美国等国家陷入萧条，则我国必然受到严重影响。
张伯伟：如果没有出口和国内需求拉动，国内产能过剩问题很难解决。由于加工贸易的存在，外贸依存度和贸易结构很难改变，随着内需的增长，加工贸易的比重可能会下降一些，但不会很大。
丁丹：产能过剩问题还有成本扭曲的原因：一方面是农民失地严重，土地成本扭曲；另一方面，资本成本扭曲，证券市场落后，企业融资渠道少，资本成本高，结果企业的融资成本很多是由银行承担，导致银行的坏账增加。所以扩大内需是一个系统工程，即需要供给面和需求面的共同作用。
张建东：出口导向政策带来了我们现在遇到的贸易顺差的问题，因此向国外进行产业转移，对外直接投资和扩大内需看来在今后是可行的。
薛敬孝：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刚刚开始，但遇到不少问题。大批制造业企业走出去可能会产生就业问题和产业空心化问题。所以，如何走出去需要详细研究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因此，根本出路还在于扩大内需，光依赖国外市场是不行的。解决内需这里主要是讲居民消费需求，就要求解决好三农问题，还有缩小居民收入差距。2005年中国的最终消费是58000多亿元，而资本形成为62000亿元，投资大于消费，说明消费应该增加。扩大内需一个办法是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发达国家工资占GDP比例约为50%至60%，而
我国只有16%；另一个办法就是解决产业结构问题，我国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太小，发达国家中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约为70%，就业人口占50%左右，而我国去年第三产业产值所占比重只有40.7%，今后第三产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蔡卫光：扩大内需要靠三农，但如何解决是个问题。我们已经取消了农业税，我们也有信心打破“黄宗羲定律”，让农民负担不再反弹。但如何迅速增加农民收入、健全农村保障体系还需要进一步的改革措施和政策支持。
中国加工贸易表现突出
张伯伟：从2005年国际收支总体情况来看，经常项目顺差达1600亿美元，货物贸易顺差大幅上升，其中加工贸易顺差比例在加大，服务贸易的逆差则有所下降；资本项目顺差630亿美元，其中证券投资逆差49亿美元。从2006年前三个季度情况来看，国际收支继续保持双顺差，到年底顺差额创历史新高已成定局。
刘沛志：2005年我国的国际收支发生了结构变化，经常项目比重大幅增加，经常项目盈余占总盈余的78%。2006年在此基础上贸易顺差又有所增加，预计贸易顺差将达到1800亿美元。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达到7.2%，已经达到极限，这是外部及经济运行都不能容忍的。巨大的国际收支顺差导致货币投放不断增加，极易引起资产价格泡沫发散。
薛敬孝：的确如此，2005年我国加工贸易顺差达到了1424.5亿美元，几乎相当于经常项目的总顺差，这说明我们的双顺差存在结构性问题，这已经对经济构成整体压力，加工贸易需稳步降温。
张伯伟：未来，随着服务贸易领域的更快开放，服务贸易逆差会逐步加大，但短期内对平衡国际收支作用有限。此外，加工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有紧密的联系，外商投资企业与加工贸易快速增长有较强的相关性，外商投资企业是从事加工贸易的主角。2005年的进出口外商投资企业占据了主导地位，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值8317亿美元，占进出口总值的58%。
蔡卫光：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增加了资本项目下的顺差额，另一方面由于很多FDI投资于加工贸易领域，又成为增加贸易顺差的主力，因而，外商直接投资对双顺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构成双顺差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在今年的高额顺差中有一部分是伪装成贸易的热钱流入，通过进出口的低报高报或跨国公司内部转移定价等方式，很多国外的游资以贸易方式进入了中国市场。